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逻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集产业发展需求，集成各类创新资源”。2018年5月，在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时要求，“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2024年9月，在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鼓励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等布局建设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机制，提高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水平”。2025年3月，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基础，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路径，是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研判，揭示了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产业体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载体”，两者交互迭代、融合演进的历史发展趋势。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发展逻辑

从历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来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并逐渐形成“双螺旋结构”的互动演化机制（表1）。**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蒸汽机为代表，其技术突破催生了机械化大生产的工厂体系，实现了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飞跃。这一时期，科技创新首次成为推动产业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扩张的重要动力，走向经济体系的关键地位，为现代工业体系奠定基础。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电力、内燃机、通信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塑造了新的产业形态；然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真正的大发展并非仅仅依靠科技创新本身，而是来源于战时体制下的国家集中投入和对军工产能的系统配置。二战后，科技能力迅速实现民用化，“军转民”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和产业更新，进一步带动了大规模科研体系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创新驱动不断深化的同时，产业发展尤其是国家战略需求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成为引导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以信息为核心要素的变革。以计算机、半导体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不仅构建了新的产业生态，更渗透并重构了传统产业，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信息化、网络化、泛在化、结构化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科技驱动、产业驱动的双轮驱动模式逐步成型。

表1　历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的历史节点，科技创新已表现为高度复杂的知识体系，现代产业体系也经过不断分化与重构，形成涵盖多层次、多链条的庞大结构，人工智能、大数据、智算等底层通用技术的突破显著加快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正从传统的线性转化迈向结构性耦合，融合体现在维度、密度、广度、强度上的全面跃升，形成既独立发展又紧密融合的“双螺旋结构”。

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及传统理论的创新性突破

科技并非游离于经济之外的纯粹知识体系，而是内嵌于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体系中的根本变量，并呈现出周期性的跃迁和阶段性的突破，伴随着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与新的社会形态的萌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变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力的本质，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统一体。他明确指出，“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论述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变迁时指出：“现代工业的基础是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它们周期性地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恩格斯在论述产业创新的驱动力时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西方学界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关系也提出了若干具有阶段性意义的理论。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概念，强调了创新的驱动作用，但低估了国家作为结构性技术驱动者的作用，无法解释政府在新兴产业中的系统性配置与路径塑造能力。弗里曼则以“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解释日本的技术追赶成功依赖于制度性网络的协同运作，忽视了国家在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主动塑造创新生态的组织能力。波特则提出产业集群内的微观竞争机制对创新能力具有推动作用；然而，其理论核心在于产业组织层面的优化配置，并未触及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共构演化的内在机制，也缺乏对国家战略目标引导下技术路径塑造能力的解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新形势下，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不可持续，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全球发展格局深度调整中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主要包括：

1. 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层重构，催生出新型产业分工与协作机制；

2. 经济发展规模的持续跃升，对高效能配置提出更高要求；

3. 绿色转型的系统性变化和资源环境承载约束力，使得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成为必然要求；

4. 科技创新范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知识生产、技术应用和价值创造体系发生根本性重塑。

新质生产力发展强调以“创新”为**动力，阐明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将科技视为外生变量、将产业视为静态结构的局限，转而从系统协同、结构优化、动态发展的角度，全面拓展了创新的理论内涵，不仅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也首次在理论上系统界定了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内核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构建了以融合发展为根本路径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深刻回应了新时代国家发展所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也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与时代指引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深刻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随着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持续发展，需要打破科技转化固有的线性逻辑，加强对“双螺旋结构”下主体要素、运行机制与制度体系的系统研究，推动形成一批符合实践要求的新模式、新机制、新政策，为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